《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外资银行是金融业高水平开放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主体，充分发挥其跨境金融、风险管理等优势，对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全球竞争力具有重要战略价值。当前，面对深刻演进的国际格局与加速重塑的全球金融秩序，坚定不移推进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已成为建设金融强国、统筹发展与安全战略的必要举措。外资银行作为内外市场的重要纽带，其高质量发展对提升我国金融体系竞争力、深化制度型开放具有关键作用。

　　外资银行发展总体概况及其重要作用

　　（一）外资银行在华集聚的总体概况。上海作为20世纪上半叶亚太地区最重要的金融中心城市，是汇丰银行、渣打银行、德意志银行、花旗银行等多家全球大型银行在亚太市场的布局地和机构发起地。改革开放后，外资银行开始重新进入中国市场。当前，外资银行在华集聚现状呈现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外资机构数量总体稳定。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法人名单》《外国及港澳台银行分行名单》，截至2025年6月，全国外资法人银行共41家，外国及港澳台银行分行共115家，近7年法人银行和分行数量保持稳定。二是外资银行质量较高。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金融市场之一，全球主要大型银行已纷纷在此布局。按照金融稳定理事会标准，24家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已全部在华设立分支机构，其中13家已在华成立法人银行。三是外资银行的市场来源多样。一方面头部外资银行如汇丰中国、渣打中国、花旗中国等仍然是来自欧美的全球领先大型全能银行；另一方面，来自亚洲的外资银行数量上占比突出。现有外资法人银行中，七成的母行来自亚洲，日本、韩国以及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地区是最主要的外资银行来源地。

　　（二）在沪外资银行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截至2025年6月，设立在上海的外资法人银行有21家，外资银行分行49家，分别占全国外资银行数量的51%、43%。已在华成立法人银行的13家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中，8家位于上海。此外，资产规模前十大外资法人银行全部设立于上海。

　　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承担着集聚全球金融资源、提供高效金融服务的作用。当前，上海的国际化程度偏低仍然是最主要的问题，需要继续把有效提升国际化水平作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主要方向。在银行、证券、保险等各类外资金融机构中，外资银行数量最多、规模最大、历史最久，对我国金融业高质量发展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贡献不容忽视。一是在双向开放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外资银行在沪充分发挥了连接中国与世界的“双向开放桥梁”的作用。依托全球网络优势，外资银行为“走出去”中资企业提供全方位跨境金融服务。二是成为上海金融创新的重要推动者。外资银行的进入打破部分领域的垄断格局，激发了市场创新活力，推动金融服务整体效率和质量的提升。在产品创新方面，外资银行积极参与各类金融市场创新。三是有力提升上海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话语权。外资银行的引入有效强化了上海与全球金融市场的联动。在沪外资银行积极参与本地金融市场的制度设计与标准建构，为上海深度融入国际金融体系提供了重要支点。通过深化与外资机构的合作机制，并依托其网络参与国际监管协同等多边治理平台，上海得以更顺畅地对接国际金融体系，拓展与国际机构的合作纵深，从而系统性地提升其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参与能力与话语影响力。

　　当前在沪外资银行经营的特点及主要变化

　　（一）总量指标平稳增长，市场份额占行业比重下降。总体经营稳健。截至2025年末，在沪外资银行总资产规模合计为1.87万亿元，近十年年均增速为4.0%；收入和利润方面，以五大头部外资银行计算，2024年收入总计406.1亿元，净利润125.1亿元，近十年年均分别增长2.3%、4.9%，总体经营指标增长平稳。

　　市场份额占行业比重下降。截至2025年末，在沪外资银行资产规模占上海银行（601229）业总量的比重为6.3%，较2015年水平下降了3.1个百分点，整体业务份额呈现结构性调整。该变化主要源于过去十年间外资银行资产增速持续低于中资同业平均水平，反映其业务扩张相对审慎。

　　（二）外资银行梯队分化，头部银行持续保持领先地位。当前在沪外资银行发展出现梯队分化。以资产规模为例，截至2024年年末，汇丰中国以总资产约6539亿元居于领先地位，渣打中国以3042亿元次之，二者共同构成第一梯队，与其他机构拉开明显差距。以花旗中国、东亚中国、星展中国等为代表的第二梯队机构，资产规模普遍集中在1000亿至2000亿元区间，彼此差距较小，竞争态势相对均衡。

　　头部银行持续保持领先地位。近年来，以汇丰中国、渣打中国为代表的头部机构，对公与零售业务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推动其经营指标连续突破新高。其背后原因在于头部机构拥有深厚的在华根基、较强的综合盈利能力以及覆盖“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及全球主要市场的网络与服务优势。

　　（三）业务结构以对公业务为主，零售业务发展相对有限。业务结构普遍呈现以对公业务为主导的特点。2024年数据显示，其企业贷款在总贷款中的占比多数超过八成，其中13家外资法人银行已完全聚焦对公领域，这与中资银行对公贷款通常占50%-60%的结构形成显著差异。

　　零售业务领域发展相对有限。受限于实体网点与人力资源规模，叠加近年来房地产按揭业务增长趋缓，其零售板块整体表现平缓。在此背景下，部分机构已通过关闭或转让在华零售业务、收缩信用卡及消费信贷等方式进行战略调整，转而将资源集中于数字化以及财富管理等面向高净值客户的细分领域。

　　（四）经营较为稳健，资本使用效率仍有提升空间。外资银行展现出较为稳健的经营特征。得益于成熟的风险管理体系与相对审慎的风险偏好，外资银行在业务选择上更侧重低风险领域，整体资产质量表现突出。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年末，在沪外资银行平均不良贷款率为0.53%，已连续6年低于各类中资银行。同时，其拨备覆盖率达234.2%，资本充足率为20.36%，均显著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反映出较强的风险抵御能力。

　　在资本使用效率方面仍有提升空间。外资银行审慎的经营策略虽有利于控制风险，但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资本优化配置与业务拓展力度，整体表现为资本利用率相对偏低。如何在保持风控优势的同时，更有效地运用资本、平衡风险与收益，是其未来可持续发展中值得关注的方向。

　　（五）跨境业务快速发展，但本地化经营面临挑战。跨境金融是近年来在沪外资银行发展的主要亮点。外资银行充分依托其全球网络与服务优势，积极对接中资企业出海的新趋势。通过境内外联动，外资银行不仅获取了在岸的结算、汇兑等业务，更带动了海外网点在牌照申办、税务筹划、薪酬发放等全方位金融服务业务的增长。例如，2025年，渣打中国在企业及投资银行业务领域，相关跨境业务再次实现显著增长，中国—东盟、中国—非洲走廊收入分别增长20%和25%。

　　本地存贷款等基础业务发展相对滞后。受零售存款基础薄弱、数字化服务能力不足等因素制约，叠加国内市场融资需求整体偏弱、同业竞争加剧带来的息差收窄等因素，外资银行本地化业务面临融资成本高、贷款投放难等现实挑战。受国内外利差环境变化的影响，外资银行在与中资同业的竞争中处于相对不利位置，本地业务增长承压。

　　外资银行经营出现结构性变化的原因

　　（一）中资银行崛起，市场竞争加剧。凭借对国内市场的深度理解与广泛布局，中资银行在渠道网络、综合服务与数字化能力等方面形成系统性优势。在零售领域，通过“线下网点全覆盖+线上平台深度融合”的渠道体系，中资银行可实现对用户需求的高效触达与响应。在对公服务上，依托牌照与资金规模优势，中资银行能够为企业提供覆盖信贷、担保、保险、基金、租赁等环节的一站式综合金融解决方案。在数字化转型方面，中资银行持续投入资源，推动手机银行等线上渠道快速迭代，较好地适配了本土用户的使用习惯与需求变化，从而在各业务线持续夯实竞争力。相比之下，外资银行需统筹考虑其全球战略协同，在产品创新与平台建设方面往往采取更为审慎的推进节奏，因此在市场响应速度与业务拓展效率上相对趋缓。

　　（二）准入标准适配性有待提升，外资银行部分优势业务难开展。当前，我国在银行业对外开放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外资法人银行在业务准入上基本实现国民待遇，可全面开展对公业务、零售业务、衍生产品交易等各类金融活动。但在实际操作层面，部分业务仍存在结构性限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外国银行分行在零售业务上目前仅允许吸收单笔不低于50万元人民币的境内公民定期存款，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零售客群的拓展空间。二是在特定业务准入上，外资银行仍受规模类指标制约。例如，因外资参与的相关标准尚未明确，目前外资银行暂无法开展国债期货交易；同时，受业务规模门槛限制，外资银行在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非金融企业债券主承销等业务上也尚未获准参与。这与其在全球市场的综合服务能力形成一定错配，导致部分客户需求无法在境内得到满足。三是在跨境资产管理领域，尽管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额度分配已向外资机构倾斜，但现有额度仍难以充分匹配市场日益增长的跨境资产配置需求，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外资银行在跨境财富管理方面的优势发挥。

　　（三）跨境业务格局深刻调整，外资银行尚未充分适应新趋势。近年来，我国跨境经贸格局持续演变，已从“引进来”为主向“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转型。中国企业对外投资（ODI）稳步扩大，而外国来华投资（FDI）增速有所放缓。这与2007年前后外资银行集中布局中国时面临的“双顺差”主导、出口高速增长、外资持续流入的市场环境形成显著变化。然而，部分外资银行仍延续过往以服务母国在华企业及其跨境贸易为核心的业务模式，未能充分适应中国企业加速“走出去”、投资流向与贸易结构深度调整的新趋势。

　　（四）部分外资银行集团在华战略趋于审慎。当前，我国银行体系资金面整体保持合理充裕，行业净息差普遍收窄。上海作为国内外金融机构集聚的重要市场，银行业竞争尤为充分，净息差水平处于全国较低区间。在这一市场环境下，部分外资银行母行基于跨境资源配置与回报评估，倾向于将资源更多投向具有相对优势或成长性更突出的其他区域市场，对在华机构的资源投入趋于审慎。在业务策略上，部分外资银行仍延续相对稳健的发展思路，客户结构集中于传统大型优质企业，对本地创新型、成长型企业的服务覆盖仍显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业务增长空间。

　　促进外资银行在沪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完善准入与支持体系，增强制度供给适配性。一是完善业务准入标准。建议进一步完善业务规则体系，针对国债期货等尚未明确外资参与标准的产品，加快制定准入指引。在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非金融企业债券主承销等业务准入中，可探索建立更多元的评价机制，在合理设置规模类指标的同时，适当引入母行综合实力、全球业务经验等维度，帮助具备专业能力的外资银行拓展服务范围。

　　二是优化试点政策设计。建议在推进自贸区金融创新、自由贸易账户（FT账户）体系建设等政策时，可考虑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及新兴市场国家的外资银行提供成本适度、流程简化的系统接入方案，并探索以业务规模为基础实施的差异化风控。

　　三是强化人才引进与税收支持。参考粤港澳大湾区等地的实践经验，建议可为符合条件的在沪外籍高层次金融人才提供更具国际竞争力的个人所得税激励安排，并进一步优化外籍人才在华工作许可、居留审批等流程，提升跨境工作调动的政策衔接效率与服务便利性，持续增强上海对国际化专业人才的吸引力。

　　（二）优化对接与合作机制，提升政策传导与市场响应效率。一是拓展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多元参与。建议在金融政策调研、创新试点设计等环节，扩大外资银行特别是来自东南亚、中东、非洲等“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市场机构的参与覆盖面。通过差异化、多层次的试点安排，更好吸收不同类型外资机构的实践经验，回应其发展诉求，促进政策设计与市场实际更紧密结合。

　　二是深化市场需求对接与服务协同。建议通过监管、行业协会、智库等多方联动，定期组织银政企对接，帮助外资银行精准识别中资企业出海、金融“五篇大文章”等领域业务机遇。支持外资银行参与科创板企业境外上市服务、人民币跨境结算中心建设及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等试点。鼓励其与中资银行共同探索数字人民币跨境应用、共建“一带一路”银团贷款市场，并在合规前提下推动数据共享与产品合作，增强本土化综合服务能力。

　　三是完善常态化沟通与政策反馈机制。建立健全金融管理部门与行业协会、外资银行的定期沟通渠道，通过座谈会、专题调研等形式，及时听取外资银行在政策执行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和建议。注重对政策实施效果的跟踪评估，形成“制定—反馈—优化”的良性循环，持续提升政策落地的精准性与有效性。

　　（三）引导能力建设与跨境联动，支持机构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一是增强宏观政策研究能力。建议外资银行依托陆家嘴论坛、进博会等高能级开放平台，加强与政府部门及市场主体的直接交流，精准把握金融支持新质生产力、制度型开放等政策导向。可组建专业团队，围绕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的金融领域开展深度研究，定期发布中外政策对比分析报告，引入国际成熟经验，为业务拓展与合规经营提供支持。同时，建议建立系统化的政策信息库，动态收录自贸区创新、产业扶持等政策，结合全球经验标注应用场景，提升政策响应敏捷度。

　　二是强化与国际市场在金融基础设施方面的协同。支持外资银行发挥跨境桥梁作用，推动其母国与我国在跨境支付系统（CIPS）、金融市场互联互通等领域的深度合作，并鼓励符合条件的外资机构参与相关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与合作项目。支持“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央行及主要商业银行在沪设立机构，共建人民币全球清算服务网络。

　　三是强化与母行金融服务联动。鼓励在沪外资分行加强与母行及全球网络的业务协同，构建覆盖跨境贸易、投融资、资金管理等多场景的金融服务统筹机制。支持在沪外资分行与母行协同构建人民币跨境汇兑需求统筹机制，积极参与在岸与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创新风险管理工具，助力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推动形成高效稳健的人民币国际循环网络。